两湖自古虽有“惟楚有才、于斯为盛”之说，但自汉唐以降，湖南人才可谓极尽凋敝。唯清朝时期道光朝时，湖南人陶澍为两江总督之后，由于他的慧眼识才和大力举荐，一大批士人精英如左宗棠、胡林翼、林则徐、魏源、贺长龄、汤鹏、包世臣、龚自珍、李星沅、邓廷桢、黄冕等，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彪炳史册的重要人物，而曾国藩等晚清重臣，亦受陶澍经世之学和理政思想的影响，成为晚清的国家柱石。
陶澍与胡林翼。相传陶澍任官川东道之时，从益阳进四川，途中到胡林翼祖父乡贤公府做客，发现了当时只有六岁的胡林翼，交谈之下非常喜欢，当即决定把自己五岁的女儿嫁给胡林翼。后来胡林翼与女儿成婚后，陶澍干脆就把他接到两江总督府生活。据说胡林翼行为不端，在结婚当晚还跑到妓院鬼混，被陶澍师爷发现并报告陶澍，谁知陶澍居然对此大不以为然，说道：“此子他日必担天下大事，岂有闲暇逸乐，让他玩玩无妨也！”后来胡林翼果真操心国事，累死于任上。
陶澍与左宗棠。1837年陶澍回家扫墓路过醴陵，无意中看到一副专为他写的对联：“春殿语从容，廿载家山印心石在；大江流日夜，八州子弟翘首公归”。对联中所写的“印心石”是陶澍家乡河中的一块石头，陶澍曾以“印心石屋”为自己的斋号，并受到过道光皇帝的赐匾。一问，是一个名叫左宗棠的秀才写的，陶澍立即请左宗棠相见。结果两人一见如故，陶澍认定左宗棠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，便立即提出让自己独生儿子陶桄娶左宗棠的女儿。陶澍一生娶七个夫人，唯独晚年才有一子，而左宗棠当时只是一个举人，而且还是一个“待业”在家的“倒插门”女婿。以陶澍两江总督、士林领袖身份，与左宗棠攀亲，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能之事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左宗棠竟然不同意这门亲事，其理由为，一是辈分不同，因为左宗棠的老师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与陶是同事；二是身份不同。而陶澍则苦口婆心地劝说：我断定你今后的名望威望远在我之上，到时候就不是你高攀我，而是我高攀你了！无奈之下，左宗棠只好同意了这门亲事。二人结亲之后第二年陶澍辞世，左宗棠后来果然尽心尽力帮助陶桄，而自己也成为了名满天下的民族英雄。
陶澍与林则徐。鸦片战争前的林则徐曾在江苏为官，历任江南布政使和江苏巡抚。而其时陶澍正任两江总督。清代官制传统，督抚不睦甚至相互攻讦、拆台的情况普遍存在。而林则徐和陶澍之间却一直保持着和衷共济、同心同德的关系。史传，当时江苏连续两年遭受水灾，民不聊生，林则徐目睹苏南各地灾情和百姓困苦，便想奏请朝廷减免或缓征灾区漕赋。按当时的规定，请求因灾缓征或免征漕赋，必须于农历九月底之前上奏，但林则徐巡视各地后，已是十一月底，早已超过了期限。林则徐知道，仅这一点“违规”就必将引起朝中大臣的反对，更何况苏南地区历来是清廷的钱仓，申请减免其漕赋的奏请可能得罪皇帝。但他一心要为民请命，于是频频与陶澍往来函商，沟通情况。当时，因为办理漕政的全权在总督，为不连累陶澍，林则徐最终一个人署名，破格越级上奏，道光皇帝果然大怒，下旨密令陶澍追究。陶澍却一面私下放风，让林则徐应变；一面又在复奏中为林开脱，并明确表示支持林则徐。在陶澍力保之下，朝廷未再深究此事。而经过这件事之后，陶、林两人更加肝胆相照，情深谊厚。陶澍去世后，林则徐挽有一联：“大度领江淮，宠辱胥忘，美谥终凭公论定；前型重山斗，步趋靡及，遗章惭负替人期。”下联中的遗章指陶澍的《恭谢恩准开缺折子》。陶澍在这个奏折中向道光皇帝推荐林则徐说：“林则徐才长心细，识力十倍于臣。”道光帝即令林署理两江，因而有“替人”之语。而林则徐在联中则把陶澍比喻为泰山、北斗，自己望尘莫及，表示要加倍尽心尽力，不负陶澍期望。从陶澍的奏折和林则徐的联语中，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对对方都是极为信赖和推崇备至的。后来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在写给光绪皇帝的《已故督抚遗泽在民恳合建专祠春秋致祭折》中对陶、林之间的关系是这么说的：“伏思林则徐由江宁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，时值陶澍总督两江，于一切国计民生，和衷共济，实有古大臣风。”又说：“该前督臣与之筹创海运，兴修水利，整饬盐务，办理荒政，推求至当，彼此和衷共济，措正施行。论者谓其规模宏远，条理缜密，志同道合。”这两段话，前者是称赞林则徐在陶澍推行的改革大事上能齐心协力，积极襄助；后者是赞扬陶澍在治理江苏的问题上，能和林则徐坦诚商讨，虚心听取林的意见，才能做到“推求至当”、“措正施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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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澍与魏源。二人虽然都是晚清经世思想的代表性人物。然而，他们却是以幕主与幕僚的特殊关系共事数十载，为东南民政做出了突出贡献。两人结成的旷世情谊成为一时美谈。他们爱国恤民、重践履、不拘一格擢育人才，在经济思想上崭露近代意识，体现了非凡的识见和胆略。
值得称赞的是，陶澍提携后辈和团结官员，并非为营造“小圈子”以谋取私利。陶澍任江苏巡抚时，贺长龄为藩司，陶澍认为贺长龄办事“综理全局，布置精详”，向朝廷推荐，后来贺长龄被擢升为云贵总督；另外一位陶澍的下属伊利布，也是陶澍力荐之下任两江总督，此人最终促成中英两国和谈，达成《中英南京条约》，可算是中国第一位外交人员。
另外，作为“湘军三杰”、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，在其成长过程中，也深受“乡梓前辈”陶澍的深刻影响。作为重视“经世之学”、关注社会现实的曾国藩，对陶澍极力关注和模仿。曾国藩是另一位名臣唐鉴的弟子，而唐鉴是陶澍的好友，唐对陶称颂有加，并请陶为其父作墓志铭。曾国藩从唐鉴处深刻了解到陶澍，并曾经专程前往两江督所造访，然而，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后，对陶澍改革盐务的办法大加赞赏并效法之。他在奏章中曾说：“查淮北盐务，自从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，意美法良，商民称便，果能率由旧章，行三百年不弊。”
读史至道光年间，深以陶公为赞。嘉道之时，留心时事之士大夫，以湖南为最盛，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。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，开启了近代湖南人才兴盛，形成了“惟楚有材”的新局面，堪为湖南近代政治家之巨擘。正是在陶澍的倡导下，湖南一省被张之洞、张佩纶称为“晚清人才第一”，而且犹如“黄河之昆仑、大江之岷”，是晚清人才之“源”。如果没有陶澍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倡导，没有其慧眼识才和大力提拔，则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。而晚清重臣之中，以识才、用才论，唯陶澍可与曾国藩相媲美。然陶所以不为人知者，因其所处之世，中国外患未炽，内患未燃，是以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唯以发现、教导和提携后昆为要务。是以陶公之英名，唯在识才用才以权衡天下，唯在识才用才以匡扶天下，唯在识才用才以储备天下。而当陶公逝后，天下纷扰，其悉心培养之人才，皆应时而起，底定天下，此天下重臣之道，陶公堪为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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